如果您所爱的人被ICE羁押,最先冒出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他能不能交保释金出来,如果可以,需要多少钱,钱又是怎么流转的。诚实的回答是,这取决于具体适用于那个人的法律类别,在某些情况下还取决于案件属于哪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对纽约州而言,目前是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辖区,截至本文撰写时,该法院在一个问题上站在了保留保释金听证会的一方,而政府主张这一群体在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应获得听证机会。以上内容都不是对任何个案的承诺,而是本文其余部分所依托的法律框架。
两条不同的路径:第236(a)条下的保释金与第236(c)条下的强制羁押
国会在8 U.S.C. § 1226中设置了两条路径,该条管辖遣返案件审理期间的羁押(这与已经作出最终遣返令之后的羁押不同,后者由另一部法条及其自身规则管辖)。根据第236(a)条这一默认规则,当事人可以在可遣返性裁决作出前被逮捕和羁押,但司法部长可以以不低于1,500美元的保释金并附加司法部长设定的条件将其释放,或者以附条件假释代替保释金予以释放。依据本条获释本身并不附带工作许可,除非当事人已经是合法永久居民,或以其他方式独立符合申请条件。
第236(c)条的运作方式不同。它要求国土安全部(DHS)将属于一组特定类别的人收押,并且在该阶段没有裁量性释放决定的余地。其中四类在2025年之前就已存在: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某些不可入境事由、与特定刑事罪行相关的某些可遣返事由、因符合条件的罪行被判处至少一年刑期而产生的可遣返性,以及与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相关事由挂钩的不可入境性或可遣返性。第五类于2025年1月新增,下一节会具体说明。移民上诉委员会和司法部长都曾援引最高法院1952年在 Carlson v. Landon 案中的判决指出,遣返程序进行期间并不存在获释的一般性宪法权利;最高法院本身也确认,在实际完成遣返程序所需的期间内,强制羁押是遣返程序中被允许的组成部分(Demore v. Kim,2003年)。
最高法院还就法院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两条路径读入额外的程序保障划下了明确界线。在 Jennings v. Rodriguez 案(2018年)中,法院认定,无论是强制羁押条款还是默认的保释金条款,都不产生在长期羁押期间定期获得保释金听证会的权利;法院另外认定,第236(c)条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人一律要求羁押,只有在证人保护性释放这一狭窄情形下,羁押才会在案件结束之前终止。用法院的话说,“发现一个宪法问题并不赋予法院随意改写法条的权力。”次年,在 Nielsen v. Preap 案(2019年)中,法院确认,当时载于(A)至(D)项的强制羁押类别是否适用,与当事人在移民部门采取行动之前何时、甚至是否曾从刑事羁押中获释无关,理由是合宪性回避准则“在不存在歧义之处并不适用”。
《莱肯·莱利法案》在2025年扩大了强制羁押的范围
这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法律领域。2025年1月29日,国会通过《莱肯·莱利法案》(Pub. L. 119-1)修改了第236(c)条,新增了一整类强制羁押情形。截至本文撰写时,该类别涵盖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的人:一方面,因未经许可入境或未经假释而身处美国、某些欺诈或虚假陈述、或证件问题等特定事由而不可入境;另一方面,被指控、被逮捕、被定罪,或者承认实施了入室盗窃、盗窃、偷窃、商店行窃、袭击执法人员的基本构成要件,或任何导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犯罪。该法条指示司法部长在符合上述描述的人从刑事羁押中获释时将其收押,无论该次释放属于假释、监督释放还是缓刑。这一类别仅凭一项列明的指控即可触发,不要求已有定罪。案件可能触及这一类别的人,都应当把根本无法获得保释金听证会视为一种现实可能,并在作出相反假设之前,与律师确认那项具体指控或记录的当前状态。
同一次2025年修法还改动了控制这些决定之司法监督的两个分款。根据现行第236(e)条,司法部长依据本法条作出的裁量判断不受法院审查,任何法院均不得撤销依本条作出的羁押决定,或撤销依本条作出的拒绝保释金、拒绝假释的决定。同时新增的第236(f)款赋予州总检察长或其他获授权的州官员在联邦法院起诉司法部长或国土安全部部长请求禁令救济的资格,其理据是某项释放、准予保释金或准予假释损害了该州或其居民。第236(e)条是被那次2025年修改所修订,而非新设,第236(f)款则是全新条款;两者都不应被当作与某份较旧的法律说明中所写的内容保持一致。
保释金与假释不是同一回事
有一项区分值得直说:移民法官依据第236(a)条享有的保释金权限,与国土安全部依据另一部法条第212(d)(5)条享有的假释权限,不是同一种工具。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EOIR)自己的政策手册把举行羁押听证和保释金重新裁定程序列为明确属于移民法官管辖范围之内的事项,同时把准予入境美国的假释以及预先假释申请完全列在该管辖范围之外。如果案件涉及的是假释而不是保释金,移民法官并不是作决定的人,申请保释金听证会也不是对路的程序工具。
抵境非公民、境内逮捕,以及对纽约州至关重要的巡回法院分歧
根据8 C.F.R. § 1003.19(h)(2)(i),某些类别的人被完全排除在移民法官的保释金管辖之外,包括处于排除程序中的人、属于上文所述强制羁押类别的人,以及抵境非公民。8 C.F.R. § 1001.1(q)把抵境非公民定义为在入境口岸申请入境的人、试图经由入境口岸过境的人,或在海上被拦截并以任何方式被带入美国的人。被归类为抵境非公民的人,即使后来被假释入境,甚至该项假释后来被终止或撤销,仍然保留这一身份。该法规规定了一项狭窄的例外,值得准确表述:在1997年4月1日之前被假释入境美国的人,或者依据本人在离境并返回美国之前于美国境内申请并取得的预先假释而入境的人,不会仅因该项假释而被视为该法第235(b)(1)(A)(i)条意义上的抵境非公民。这是针对某一个条款、并且只针对该项假释本身效力的有限表述,不是对抵境非公民身份的一般性豁免。
更棘手、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是:未经查验入境、没有在边境被拦下、而是在境内某处被逮捕的人,应当适用什么规则。2026年,移民上诉委员会在 Matter of N-A-G-C- 中延续了自己2025年的先例 Matter of Yajure Hurtado,认定对入境申请人的羁押由另一部法条第235(b)条管辖,而委员会认为该条并不授权移民法官考虑保释金,因此不适用第236(a)条。但委员会自己的裁决也承认,联邦上诉法院之间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并且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另外宣告,Yajure Hurtado 背后的推理对于建立在其之上的国土安全部政策不再具有约束力;按照委员会自己裁决的说法,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暂时中止了该项命令。
这一巡回法院分歧是真实存在的,截至本文撰写时在全国范围内仍未解决。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 Buenrostro-Mendez v. Bondi 案中、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 Avila v. Bondi 案中,都支持了政府的立场,即第235(b)(2)(A)条下的强制羁押适用于这一群体,不提供保释金听证会。管辖纽约州的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得出了相反结论。在2026年4月28日判决的 Barbosa da Cunha v. Freden 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准予人身保护令救济的裁定,认定此类羁押由第236(a)条而非第235(b)(2)(A)条管辖,也就是说保释金听证会是可以获得的。该法院指出,其结论与它所描述的、截至2026年2月中旬全国370多位地区法官同样否定政府立场的做法一致,而且在第二巡回辖区内部,政府仅在大约15起案件中获得支持,另有约145起未获支持。委员会自己对这一分歧的梳理还列出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在 Hernandez Alvarez v. Warden 案中同样未采纳政府的立场。此外,Barbosa da Cunha 和 Avila 两份意见书都引用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 Castañon-Nava v.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案中的判决,该判决在更早的初步禁令阶段得出了类似结论;本文没有对该判决自身的推理作独立审阅。
对眼下身处这一处境的纽约州居民来说,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值得明说。但它需要被说成本巡回辖区当前的规则,而不是已经确定的全国性法律。最高法院今年就一个密切相关的保释金听证问题在 Genalo v. Black 案中批准了调卷令,却在2026年9月11日,也就是本文完成资料查证前十二天,因中间发生的事实使裁决不再必要而以争议消失为由驳回该案。政府直接告知最高法院,它打算另寻案件把同样的基础问题重新提交审查。管辖这一分歧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仍未确定,并且可能改变。面临这一具体问题的人,应当请律师确认所在巡回辖区法律的当前状态,而不是依赖一般性的描述。
如果保释金被拒:接下来会怎样,包括人身保护令
第236(e)条禁止法院审查司法部长在个案中的裁量判断,包括拒绝保释金的决定。但这项禁止是有边界的。曼哈顿的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在 African Communities Together v. Lyons 案中解释说,第236(e)条“仅限制对个别羁押裁定的审查,而不限制对政府羁押裁定政策的质疑”,并援引了最高法院自己在 Jennings v. Rodriguez 案中对下述区别的表述:质疑某一具体羁押决定,与质疑一开始就允许不设保释而予以羁押的法定框架,是两回事。正是这一区分,使得联邦人身保护令审查在某些情况下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便针对个别保释金数额的直接上诉并不可行。本文不展开说明人身保护令申请如何运作、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适合提出,因为那是一套自成体系、有其自身标准的法律程序。
保释金听证会上实际会发生什么
第236(a)条下的保释金听证会是独立于遣返案件本身的程序。法规对此表述直接:对保释金申请的审议“应当与任何驱逐出境或遣返听证或程序分开进行,并且不构成其任何组成部分”。委员会在 Matter of Shentu 案中就保释金程序整体作了同样的表述,称其“与遣返听证分开且独立”,这一措辞是委员会从自己更早的 Matter of Guerra 裁决中沿用而来。
举证责任落在请求获释的人身上,而不是政府身上。正如委员会在 Matter of Shentu 案中援引适用法规所说,“举证责任在于被申请人,须证明‘释放不会对财产或人身构成危险’,并且被申请人‘很可能出席今后的任何程序’。”EOIR自己的政策手册补充说,移民法官还会考虑释放是否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切都不产生任何权利。正如司法部长在 Matter of D-J- 中所写,“司法部长在第236(a)条下的保释金程序中享有广泛裁量权”,并且“第236(a)条及其实施细则均未创设获得保释释放的权利”。
移民上诉委员会曾表示,在危险性和潜逃风险的分析中应当权衡哪些因素,移民法官享有广泛裁量权。在 Matter of Guerra 案中,委员会维持了被申请人对他人构成危险的认定,依据是他曾因涉嫌参与管制物质贩运而被刑事指控的证据,“即使他实际上并未因刑事罪行被定罪”。换句话说,一项待决指控并非无关紧要,即便没有定罪也是如此。在 Matter of Shentu 案中,一名移民法官准予以7,500美元保释金获释,但委员会完全推翻了该决定,并下令不设保释金予以羁押,依据是一份联邦调查局信头备忘录所指称的国家安全顾虑,委员会认为被申请人未能予以反驳。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都没有确立典型结果是什么样子,本文也不作此主张;Matter of Shentu 描述的只是那一起具体案件中发生的事。
还有一个实务细节值得知道:EOIR自己的指引把保释金听证会描述为比其他移民法庭程序更不正式,并指出这类听证很少录音,也不例行制作笔录。有鉴于此,我们的实务建议是把关键要点写成书面材料,并在当时就清楚地在记录中陈述,因为日后可能没有笔录可以回头依靠。
听证之后:上诉与自动中止
任何一方都可以就移民法官的保释金决定向移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有一项机制值得提前了解,因为它推进得很快:如果国土安全部主张某人完全不应获释,或者最初设定的保释金为10,000美元或以上,而移民法官仍然下令释放,国土安全部可以在法官作出命令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向移民法庭提交羁押决定上诉意向通知书,即表格EOIR-43,从而自动中止该项释放。该通知一经提交,释放命令即先行中止,也就是暂不生效,同时国土安全部在委员会面前推进上诉,并受法规对该项中止所设的限制和例外的约束。
保释金缴纳的实际流程
保释金数额一经确定,无论是最初由国土安全部设定还是之后由移民法官裁定,缴纳都有自己的规则。根据8 C.F.R. § 103.6,移民保释金可以由持有财政部证书、获准为联邦保证金担保人的公司提供,也可以通过存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方式缴纳,例如邮政汇票、保付支票或本票,金额须为保释金的全额票面金额。任何准备缴纳保释金的人,在依赖某一种方式之前,都应当直接向ICE或相关外勤办公室确认目前接受哪些付款方式,以及目前哪些人获准使用这些方式。
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缴纳的实体或个人,必须存入保释金的全额票面金额。
这笔钱会怎样:违约、注销与利息
保释金并不是单纯地被保管然后退还。根据8 C.F.R. § 103.6,“实质履行保释金条款所设的全部条件,应免除义务人的责任”。另外,“当出现对约定条件的实质性违反时,保释金即构成违约”,并且“认定保释金违约的最终裁定产生对美国有利的债权,移民官员不得予以免除或解除”。保管卷宗的指定官员决定保释金是宣告注销还是宣告违约,并须将该决定通知义务人;如宣告违约,还须告知理由以及上诉的权利。这不是一个毫无程序的决定,但它同样不是一个自动退还存款的程序;对某笔保释金的具体状态或退款有疑问的人,应当直接向ICE确认。以上内容都不是对任何个别保释金的预测。一笔保释金最终是被注销还是被认定违约、是否有款项退回、以及为其缴纳保释金的人是否真的一直处于羁押之外,都取决于写入该笔具体保释金的具体条件,以及那起具体案件中发生的情况,包括当事人是否遵守这些条件并在要求时出席、遣返案件本身如何了结,以及国土安全部是否依上文所述的自动中止机制对准予保释金提出上诉。
为担保保释金而存入的现金在保管期间会产生利息,联邦法律将其上限定为每年3%,具体利率由财政部按季度设定。截至本文撰写时,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这一季度公布的利率为3%的上限值。该利率每季度重设一次,而2026年10月1日开始的季度的利率,在本文最近一次资料查证之日尚未公布;在接近该日期时依赖这一数字的人,应当先确认当季公布的利率,再假定它仍然适用。
常见问题
每一位被ICE羁押的人都有资格获得保释金听证会吗? 不是。第236(c)条对属于特定类别的人要求强制羁押,在该阶段没有裁量性的保释金决定,这些类别与某些刑事事由或国家安全事由挂钩,其中包括2025年1月新增的一类:同时因特定移民事由不可入境,并且被指控、被逮捕、被定罪或者承认实施了某些罪行的人,而第二项要件并不要求已有定罪。其他某些类别,包括抵境非公民,以及在部分巡回辖区内未经查验入境后又在境内被逮捕的部分人员,同样被排除在移民法官的保释金管辖之外。某个具体的人是否属于这些类别之一,是一个法律问题,取决于个案记录,在某些情况下还取决于案件属于哪个联邦巡回辖区。
1,500美元是移民保释金的标准数额吗? 1,500美元是第236(a)条规定的法定最低额,不是典型或平均数额。我们为本文查阅的资料都没有确立典型保释金数额究竟是多少,本文也不作此主张。任何个案中的数额首先由国土安全部设定,之后可以由移民法官重新考量,而法官在依据上文所述的个别化危险性与潜逃风险举证情况作出决定时享有广泛裁量权。
谁可以缴纳移民保释金,怎么缴? 根据8 C.F.R. § 103.6,移民保释金可以由持有财政部证书、获准为联邦保证金担保人的公司提供,也可以通过存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方式缴纳,例如邮政汇票、保付支票或本票,金额须为保释金的全额票面金额。任何准备缴纳保释金的人,在依赖某一种方式之前,都应当直接向ICE或相关外勤办公室确认目前接受哪些付款方式,以及目前哪些人有资格使用这些方式。
案件结束时保释金会怎样处理? 如果保释金的条件得到实质履行,缴纳保释金的人即免除责任。如果出现对这些条件的实质性违反,保释金则构成违约,从而产生对政府有利的债权,同时当事人享有获知理由的通知权和对该项认定提出上诉的权利。保管卷宗的指定官员决定保释金是宣告注销还是宣告违约;对某笔保释金的具体状态或退款有疑问的人,应当直接向ICE确认。任何具体案件中会出现哪一种结果、是否有款项退回,取决于写入该笔保释金的具体条件,以及那起案件中发生的情况,包括当事人是否遵守这些条件并在要求时出席、遣返案件如何了结,以及国土安全部是否依自动中止机制对准予保释金提出上诉。此处的内容不对任何个别保释金的结果作出预测。
移民法官已经准予的保释金,国土安全部可以阻止吗? 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如果国土安全部主张某人完全不应获释,或者设定了10,000美元或以上的保释金,而移民法官下令释放,国土安全部可以在法官作出命令后的一个工作日内提交羁押决定上诉意向通知书,从而自动中止该项释放。在国土安全部于移民上诉委员会推进该上诉期间,释放先行中止,并受适用的法规限制和例外的约束。
如果移民法官或委员会拒绝保释金,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吗? 未必,尽管法条限制了质疑拒绝决定的方式。第236(e)条禁止法院审查司法部长在个别羁押决定中的裁量权,但纽约州至少有一家联邦法院划出了这样一条区分:质疑个别羁押决定是法条所禁止的,而质疑其背后更广泛的法定框架或政府政策则未必被禁止。这一区分正是联邦人身保护令审查在适当情形下仍值得与律师讨论的一条独立途径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这里开始做什么
保释金资格、移民法官适用的标准,以及缴纳保释金并判定其之后是被注销还是被认定违约的具体机制,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其中保释金资格的变化尤其迅速,而听证标准以及缴纳、注销、违约的规则仍然需要对照现行法律和行政机关指引逐一核对。《莱肯·莱利法案》在2025年1月重写了强制羁押法条的一部分。仅在2026年一年之内,移民上诉委员会和多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境内逮捕问题先后表态,彼此并不一致,而最高法院今年受理了一个相关问题,却在作出裁决之前就驳回了该案。鉴于其中很多内容都取决于某次具体羁押背后的具体记录,包括任何犯罪史、移民史和基础遣返案件所处的阶段,也取决于案件属于哪个联邦巡回辖区,任何面临保释金听证会、或正在设法确定是否能够获得听证会的人,都应当请律师审阅该记录和法律的当前状态,包括人身保护令审查等其他选项是否值得探讨。
最后还有一点,它适用于上面的全部内容,而不只是巡回法院分歧。本文所述的每一条法律、法规、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政策、金额和利率,都仅在本文发布之日为最新。所有这些内容都可能改变,其中一部分眼下正在被积极诉讼。这不是一套您读过一次之后就可以长期依赖的静止规则,本文也不对任何个案作出预测。正在面对实际羁押情况的人,应当就自身处境获得最新的、个别化的法律意见,而不是依赖像本文这样的一般性描述。
作者
Joshua Bardavid
I am the principal attorney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mmigration practice. I have successfully litigated hundreds of immigration cases and have been lead counsel in several precedent-setting appeals. Prior to working as an immigration attorney, I worked as a consulta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I was editor-in-chief o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and graduated cum laude from St. John'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I have lived in Washington D.C., West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 currently live in New York City.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travel and adventure, play soccer, and suffer as a Mets fan. I am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 (AILA).